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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棚杂忆

1

 

  有几天晚上,在晚间训话之后,甚至在十点钟规定的犯人就寝之后,院子里大榆树下面,灯光依然很辉煌,这一位张老爷,坐在一把椅子上,抬起右腿,把脚放到椅子上,用手在脚指头缝里抠个不停。他面前垂首站着一个罪犯。他问着什么问题,间或对罪犯大声训斥,怒骂。这种训斥和怒骂,我已经看惯了。但是他这坐的姿势,我觉得极为新鲜,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影像,永世难忘。更让我难忘的是,有一天晚上,他眼前垂头站立的竟是原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,一二·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,当过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。他是那位老佛爷贴大字报点名攻击的主要人物。黑帮大院初建时,他是首要钦犯,囚禁在另外什么地方,还不是棚友。不知道什么时候,他竟也乔迁到棚中来了。张国祥问陆平什么问题,问了多久,后果如何,我一概不知。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蹊跷而已。

  可是我哪里会想到,过了不几天,这个恶运竞飞临到我头上来了。有一天晚上,已经响过息灯睡觉的铃,我忽然听到从民主楼后面拐角的地方高喊:季羡林!那时我们的神经每时每刻都处在最高战备状态中。我听了以后,连忙用上四条腿的力量,超常发挥的速度,跑到前面大院子里,看到张国祥用上面描绘的那种姿态,坐在那里,右手抠着脚丫子,开口问道:

  你怎么同特务机关有联系呀?

  我没有联系。

  你怎么说江青同志给新北大公社扎吗啡针呀?

  那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。

  你有几个老婆呀?

  我大为吃惊,敬谨回禀:

  我没有几个老婆。

  这样一问一答,交谈了几句。他说:

  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!

  是的,我承认他说的是实话。我一没有被拳打脚踢;二没有被国骂痛击。这难道不就是极大的仁慈吗?我真应该感谢皇恩浩荡了。

  我可是万万没有想到,他最后这一句话里面含着极危险的杀机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。明天晚上怎样呢?

  第二天晚上,也是在息灯铃响了以后,我正准备睡觉,忽然像晴空霹雷一般,听到了一声:季羡林!我用比昨晚还要快的速度,走出牢房的门,看到这位张先生不是在大院子里,而是在两排平房的拐角处,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:

  喊你为什么不出来?你耳朵聋了吗?

  我知道事情有点不妙。还没有等我再想下去,我脸上,头上蓦地一热,一阵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作武器打下来的暴风骤雨,铺天盖地地落到我的身上,不是下半身,而是最关要害的头部。我脑袋里嗡嗡地响,眼前直冒金星。但是,我不敢躲闪,笔直地站在那里。最初还有痛的感觉,后来逐渐麻木起来,只觉得头顶上,眼睛上,鼻子上,嘴上,耳朵上,一阵阵火辣辣的滋味,不是痛,而是比痛更难忍受的感觉。我好像要失掉知觉,我好像要倒在地上。但是,我本能地坚持下来。眼前鞭影乱闪,叱骂声——如果有的话——也根本听不到了。我处在一片迷茫、浑沌之中。我不知道,他究竟打了多久。据后来住在拐角上那间牢房里的棚友告诉我,打得时间相当长。他们都觉得十分可怕,大有谈虎色变的样子。我自己则几乎变成了一块木头,一块石头,成为没有知觉的东西,反而没有感到像旁观者感到的那样可怕了。不知到了什么时候,我隐隐约约地仿佛是在梦中,听到了一声:滚蛋!我的知觉恢复了一点,知道这位凶神恶煞又对我仁慈了。我连忙夹着尾巴逃回了牢房。

  但是,知觉一恢复,浑身上下立即痛了起来。我的首要任务是查体,这一次查体全是外科,我先查一查自己的五官四肢还是否完整。眼睛被打肿了,但是试着睁一睁:两眼都还能睁开。足证眼睛是完整的。脸上,鼻子里,嘴里,耳朵上都流着血。但是张了张嘴,里面的牙没有被打掉。至于其他地方流血,不至于性命交关,只好忍住疼痛了。

  试想,这一夜我还能睡得着吗?我躺在木板上,辗转反侧,浑身难受。流血的地方粘糊糊的,只好让它流。痛的地方,也只好让它去痛。我没有镜子,没法照一照我的尊容。过去我的难友,比如地球物理系那一位老教授,东语系那一位女教员等等,被折磨了一夜之后,脸上浮肿,眼圈发青。我看了以后,心里有点颤抖。今天我的脸上就不止浮肿,发青了。我反正自己看不到,由它去吧。

  第二天早晨,照样派活,照样要背语录。我现在干的是在北材料厂外面马路两旁筛沙子的活。我身上是什么滋味?我心里是什么滋味?我一概说不清楚,我完全迷糊了,迷糊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了。

  正如俗话所说的:祸不单行。我这一个灾难插曲还没有结束。这一天中午,还是那一位张先生走进牢房,命令我搬家。我这没有什么东西,把铺盖一卷,立即搬到我在门外受刑的那一间屋子里。白天没有什么感觉,到了夜里,我才恍然大悟:这里是特别雅座,是囚禁重囚的地方。整夜不许关灯,屋里的囚犯轮流值班看守。不许睡觉。看守什么呢?我不清楚。是怕犯人逃跑吗?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知识分子犯人是最胆小的,不会逃跑。看来是怕犯人寻短见,比如上吊之类。现在我才知道,受过重刑之后,我在黑帮大院里的地位提高了,我升级了,升入一个更高的层次。钦犯陆平就住在这间屋里。打一个比方说,我在佛教地狱里进入了阿鼻地狱,相当人间的死囚牢吧。

  但是,问题还没有完。仍然是那一位张先生,命令我同中文系一位姓王的教授,每天推着水车,到茶炉上去打三次开水,供全体囚犯饮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位王教授会同我并列。据我所知,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,也并没有犯过什么弥天大罪,为什么竟受到这样的惩罚呢?打开水这个活并不轻,每天三次,其他的活照干,语录照背。别人吃饭,我看着。天下大雨,我淋着。就是天上下刀,我也必须把开水打来,真是苦不堪言。但是,那一位姓王的教授却能苦中寻乐:偷偷地在荼炉那里泡上一杯茶,抽上一烟斗烟。好像是乐在其中矣。

 

2

 

  在牛棚里已经呆了一段时间。自己脑筋越来越糊涂,心情越来越麻木。这个地方,不是地狱,胜似地狱;自己不是饿鬼,胜似饿鬼。如果还有感觉的话,我的自我感觉是:非人非鬼,亦人亦鬼。别人看自己是这样,自己看自己也是这样。不伦不类地而又亦伦亦类地套用一个现成的哲学名词:自己已经异化了。

  过去被认为是人的时候,我自己当然以人待己。我这个人从来不敢狂妄,我是颇有自知之明的。如果按照小孩子的办法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话,我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归人好人一类。就拿金钱问题来说吧。我一不吝啬,二不拜金。在这方面,我颇有一些优胜纪略。十几岁在济南时,有一天到药店去打药。伙计算错了账,多找给我了一块大洋。当时在小孩子眼中,一块大洋是一个巨大的财富。但是我立即退还给他,惹得伙计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。这种心理我以后才懂得。一九四六年,我从海外回到祖国。卖了一只金表,寄钱给家里。把剩下的法币换成黄金。伙计也算错了账,多给了一两黄金。在当时一两黄金也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但是我也立即退还给他。在大人物名下,这些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。然而对一个像我这样平凡的人,也不能说一点意义都没有的。

  到了现在,自己一下子变成了鬼。最初还极不舒服,颇想有所反抗。但是久而久之,自己已习以为常。人鬼界限,好坏界限,善恶界限,美丑界限,自己逐渐模糊起来。用一句最恰当的成语,就是破罐子破摔。自己已经没有了前途,既然不想自杀,是人是鬼,由它去吧。别人说短论长,也由它去吧。

  而且自己也确有实际困难。聂记革委会赐给我和家里两位老太大的生活费,我靠它既不能,也不能。就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,也还是不够用的。天天劳动强度大,肚子里又没有油水,总是饥肠辘辘,想找点吃的。我曾几次跟在牢头禁子身后,想讨一点盛酱豆腐罐子里的汤,蘸窝头吃。有一段时间,我被分配到学生宿舍区二十八楼、二十九楼一带去劳动,任务是打扫两派武斗时破坏的房屋,捡地上的砖石。我记得在二十八楼南头的一间大房子里,堆满了杂物,乱七八糟,破破烂烂,什么都有。我忽然发现,在一个破旧的蒸馒头用的笼屉上有几块已经发了霉的干馒头。我简直是如获至宝,拿来装在口袋里,在僻静地方,背着监改的工人,一个人偷偷地吃。什么卫生不卫生,什么有没有细菌,对一个来说,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了。

  我也学会了说谎。离开大院,出来劳动,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,就对带队的工人说,自己要到医院里去瞧病。得到允许,就专拣没有人走的小路,像老鼠似地回到家里,吃上两个夹芝麻酱的馒头,狼吞虎咽之后,再去干活,就算瞧了病。这行动有极大的危险性,倘若在路上邂逅碰上监改人员或汇报人员,那结果将是什么,用不着我说了。

  有一次我在路上拣到了几张钞票,都是一毛两毛的。我大喜过望,赶快揣在口袋里。以后我便利用只许低头走路的有利条件,看到那些昂首走路的自由民决不会看到的东西,曾拣到过一些钢镚儿。这又是意外的收获。我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:在黑帮大院的厕所里,掉在地上的钢镚儿最多。从此别人不愿意进的厕所,反而成了我喜爱的地方了。

 

3

 

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,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,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,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,文化大革命前,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,十多年不见,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:古人说:士可杀,不可辱文化大革命证明了:士可杀亦可辱’”。说罢,哈哈大笑。他是笑呢,还是哭?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。在这位老干部心中,有多少郁积的痛苦,不是一清二楚了吗?

  有这种想法的,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。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。而且,我相信,中国的知识分子,也就是古代的所谓,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。士可杀,不可辱,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。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,在这方面更为敏感。

 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,既不是阶级,也不是阶层,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。在封建社会里,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。一向是进可以攻,退可以守,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。子生也晚,《儒林外史》中那样的知识分子,我没有见到过。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,我是见到过的。不说别的,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,薪俸优厚,社会地位高。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。存在决定意识,这是必然的。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,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。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,情况大大改变。国民党统治己到末日,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。但是,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,社会地位还是有的。

  刚一解放,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,兴奋异常,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,自己获得了新生了。我们高兴得像小孩,幼稚得也像小孩。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。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,光辉如太阳。

  但是,好景不长。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二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,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,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,觉得身轻体健,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。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,一个紧接一个,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。批判武训,批判《早春二月》,批判胡风,批判胡适,再加上肃反等等,马不停蹄,应接不暇。到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,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。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,没有戴什么帽子;但是时时处处,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,日子过得并不愉快。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,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,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。在反右期间,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——我顺便说一句,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,批判会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好看”——,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。但是,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: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,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?即使是这样,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:是阳谋,不是阴谋,并没有产生怀疑。

  反右以后,仍然是马不停蹄,一个劲地搞运动,什么拔白旗等等。庐山会议以后,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,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。三年困难时期,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,尽管天天饿肠辘辘,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,更不用说说怪话了。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,向上的。谁能说这样的人民,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?

 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,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。但是,我偏偏发了牛劲,自己跳了出来,终于得到了报应:被抄家,被打,被骂,被批斗,被关进了牛棚,差一点连命都赔上。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。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——个想法。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。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,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,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。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。

 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,我看了很多,也想了很多。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: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?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,缺点很多,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?我当时认识不高,思考问题肤浅片面。我没有责怪任何人,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: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,就是原罪感。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,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己。

 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,我不知道。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。解放前,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,决心不介入。我并不了解共产党,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,非垮台不行。解放以后,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,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,共产党就不是。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:中国人民浴血抗战,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,搞自己的名山事业。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,那一点知识,是非常可耻的,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。有很长一段时间,我称自己为摘桃派,坐享胜利的果实。

  那么,怎么办呢?

 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。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,给我一个机会,让我来表现一下。我一定能奋力参战,连牺牲自己的性命,我都能做得到。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,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,我崇拜得五体投地。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。这些当然都是幻想,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,然而却是真诚的。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。

 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,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。我在国内时,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,我总是嗤之以鼻。这位领袖,九·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,他满口谎言,欺骗了我们。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。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。他的诗句:看花难近最高楼,可以为证。后来到了德国,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。我看到德国人,至少是一部分人,见面时竟对喊:希特勒万岁!觉得异常可笑,难以理解。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,美貌非凡。有一次她竟对我说: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,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!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,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。我有一个潜台词:我们中国人聪明,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。

  回国以后,仅仅隔了三年,中国就解放了。解放初期,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,我们那种兴奋、愉快,上面已经讲了一点。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,五一和十一,地点都在***。每次都是凌晨即起,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,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。十点整,大会开始。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***前,接受领袖的检阅。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。在三座门东边时,根本看不到***城楼上的领导人。一转过三座门,看到领袖了,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。最初,不管我多么兴奋,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,喊不出来的。但是,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,过了没有多久,我就喊得高昂,热情,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。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。

 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。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,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。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,至少是大同而小异。这充分证明了,中国老知识分子,年轻的更不必说了,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。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。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,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。

  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。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。一直到了十年浩劫,我身陷囹圄,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。西谚说: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。在这期间,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。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。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,我深信不疑,奉行唯谨。可是现在一经接触,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,而且作风霸道,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。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,顿时清醒过来。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的道理,我是明白的。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,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。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,光明磊落;花言巧语,文过饰非,是绝对不可取的。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,同别人对比一下,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?

  我在上面罗哩罗嗦讲了一大篇,无非想说,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,是完全没有道理的,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。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,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。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。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,被关进了牛棚,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。但在另一方面.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,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:我当时应该自杀;没有自杀,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,我现在是忍辱负重,苟且偷生。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。既然我有,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。